药价一放开，价格就高10倍？

药品价格一放开就涨了10倍？此时低价药品不涨，更待何时？在中国药品价格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有些药品，因为太贵而被指责为“暴利品”；有些药品，价格偏低，甚至低于成本。

对这些价格低廉的药品，我们将其称为中国药品界的“样板工程”。

六月一日药价放开后，全国各大城市报纸，纷纷派记者到药店进行走访。

一种药物，遭到了最猛烈的炮火攻击，它叫做地高辛片剂，是治疗心脏疾病的处方药。此前，该药售价为每瓶6.7元(每瓶100片)，而据湖南、山西、陕西、山东等媒体最新报道，该药的价格已升至每瓶55元至68元不等，甚至涨了近10倍。

涨价最客气的地高辛片，卖到55元一瓶，涨价最客气的地高辛片，卖到55元一瓶，几乎成了必然。据国家食药监总局统计，目前共有11家获得生产许可证的药品生产企业，但自2014年9月以来，仅有2家仍在生产。理由很简单：原料价格已从2014年9月的每公斤7.5万元上升到2015年1月的每公斤40万元。而且这两种药还在生产中，也是因为企业效益好，赚了其他药品的钱，补贴了一点点这种药品的生产。

去年，国家发改委就发布了《关于加强低价药品价格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要“保护低价药品生产”。从那以后，对低价药品的价格控制就变得松散了，有的已经开始涨价。在今年六月一日之前，更明确的通知出台后，低价药的涨价，甚至是大幅涨价，都是预料之中的情况。但是，低价药本来就应该上涨，而不上涨的后果要比涨价严重得多，只要是涨价，消费者一定不喜欢。

但是如果换种说法，请选择一个在涨价(还没有达到无法承受的程度)和根本买不到之间的价格。地高辛片剂是病人需要选择的一种药物。据药商介绍，从全国范围来看，地高辛片已断货超过1年，只是偶尔会出现在当地药店，需要碰运气才能买到。早些时候，制药厂得知6月1日将放开价格管制，部分库存积压，准备随后陆续释放，此后也将加大该药的生产。

廉价药品，难以买到，几乎成了普遍现象。在2011年初，心脏手术中必需的低价药物“硫酸鱼精蛋白注射液”缺货；2012年，治疗心衰的低价药物“西地兰”注射液缺货。

为何脱销？原因与地高辛片相同。例如，在西地兰短缺的2012年，虽然有6家企业获得了这种注射剂的生产许可，但当时其他5家企业都已停止生产。原料价格、人力及企业经营成本等大幅上升，药价却十年不动，成本压力全压在了这唯一的生产企业身上。

为什么没有缺货呢？对病人来说，价格放开前每个省都有限定价格的低价药，对病人来说，每个省都有限定价格的低价药对病人来说，是根本买不到，还是涨价稍微好些，而且，低价药即使涨10倍，也在病人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去年，发改委就曾呼吁取消低价药价限制，但同时也设定了一条红线，即西药日均费用不超过3元，中成药不超过5元。例如，地高辛片剂价格提高10倍，每瓶100片，按包装量，口服2片，每天1次，每次1片。把它计算一下，现在价格是68元一瓶，吃两片，每天的花费也只有1.36元。不但没� ��超过这条红线，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承受的负担。真糟糕，药价虽然放开了，但管制照旧，由卫计部门主导的药品招标，才是最终确定药品价格的关键一环本次，发改委与卫计委联合出台的这项政策，逻辑上有希望，通过放开企业定价的限制，让药企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实现肉搏，然后实现相对合理的价格。

整体而言，这一由市场决定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改革方向。但是，在中国医药定价体制的大背景下，这一政策是否能取得预期效果，仍值得怀疑。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国绝大多数的药品，是如何定价的。根据我国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所有公立医院使用的药品，由地方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机构统一招标，确定药品目录和招标价格(包括基本药物、医疗保险药品和非医疗保险药品)，然后由各医院从省级政府核定的药品目录中选择。选好之后，医院可以在药品招标价格的基础上加15%的加价，再加15%的加价，最终的药品零售价不得超过国家发改委规定的最高零售价。每一个省每年都有一个药品目录，这个目录的形成，是由卫生部负责，每个省都要负责，这个目录的形成，是由卫生部负责，这次发改委要放开，就是这个“最高零售价”。

根据许多人的理解，这就相当于药品价格市场化，药品到底是高价，还是低价，市场都在说了算。可悲的是，尽管放开了最后的药价关卡，但哪些药品可以最终进入医院，还是由卫计部门牵头的药品招标采购部门来决定。省级卫生监督机构下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心，没有实际采购、使用药品，更没有支付货款，却决定着数千家药品经营企业的数万种药品准入资格和价格，权力很大。

从而滋生的腐败案件，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再者，中国获取药品的方式，更让人怀疑这种招标制度下所谓的“放开”。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在2013年约为1.15万亿元，医院市场药品销售额9423亿元，零售药店市场销售额2040亿元。即病人到医院购药占药品总销售的82%，而医院能卖什么药，卖什么价格，又取决于政府控制的招标中心。

所以，从整体上讲，所谓的“放开药价”，对于药品市场的良性竞争，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因此，真正想要改革，就要彻底放权，由有信誉的第三方机构，开展药品招标，而不是抱着核心权力不放，而是大声疾呼要改革。单靠取消政府定价，无法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谁都知道，药价的水分形成于以药养医制度。在中国的医院收入中，处方药占了39%，这是中国医院收入的第一位。

而且挂号费仅占地区挂号费的0.3%，即使是手术的收入也仅占4%。将挂号费、诊疗费、服务费、病床费、护理费、手术费用等的收入，都加起来，只有30%。

没有解决药养医的问题，药养医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药养医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医生的食欲就会上升，要想降低食欲，绝非易事。据专家估计，假设一位在三甲医院工作10年的外科医生，每月明面上的收入为1万5千元，即使将这一收入乘以3倍，每月减少4万5千元，也无法弥补医生取消药事服务后的收入下降。由于无法填补，这一空白，医生、医院一定会想方设法把药品收回。因此， 在“以药养医”机制没有打破，医院绩效与医生薪酬制度改革没有突破，医生身份定位问题没有解决(管制的一种)的背景下，通过取消药价限制，反而助长了医院只卖高价药，诱导医生只开高价药。

除政府真正下放权力外，用医保来控费要坚决贯彻中国的医保控费政策，不但不能靠医保来“控制”，而是要“控制”，目前，世界各国的药品价格形成主要有两种思路：1，政府制定或限制价格，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医保制度不健全的国家；2，在医保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它们大多通过医保制度本身，对药品价格进行调节，即通过医保控费模式，经营“药品”这一特殊商品。作为中国医疗体系最主要的支付主体，医疗保险的费用控制一直显得薄弱。

因为，中国的医疗管理，实行的是高门槛准入，一旦某一医疗机构获得批准，对于医疗使用的监管就很粗放，一般都采用总额预付和超过400元的大处方管理。但是这些手段很容易被规避，导致每个医院每年的医保额度都在增加，却仍然无法满足需求。医疗费用节节攀升，既有人们日益关注健康的原因，也有人们浪费、贪图享乐的因素。以医疗保健来控制医疗费用，在中国还没有开始用医疗保健来控制费用，在中国还没有开始用医疗保健来控制费用，根据目前医疗保健的筹资和支出速度，预计到2020年左右，医疗保健将面临严重的支付困境。所以，我国医保控费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缺少通过民主机制产生的买卖双方代理人。

从国家到地方，在确定支付标准方面，都缺乏一个确保买方和卖方公平谈判的机制平台。在德国，有一个由13人组成的联邦医药委员会，其任务是决定所有药物是否可以通过医疗保险报销，该委员会由13人组成，其中3人来自医生协会，5人来自医院协会，5人来自牙科协会，另外5人来自各大保险机构的代表，这一平台建立起来，就是平等的买卖关系。

看看中国台湾，也有医疗保险药品定价委员会，也是由各阶层代表组成的。药价虚高，医院过度诊疗的最终解决，是要从一部分人的口袋里掏出真金白银，牺牲自己的利益。现在，更多热点信息请点击“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