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有今天,也可以说,是应试教育成就了这一切。
应试教育是我国现行教育制度的一个特点,是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的沿袭。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往往习惯于把中、高考称为“独木桥”,把千千万万莘莘学子参加中、高考称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有人甚至称之为“瓶颈问题”。
事实上,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座“独木桥”应该说是一架金桥,正因为有了高考这种选拔人才机制,才使“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由于高考决定着每一个考生甚至每一个考生家庭的命运,因此每一位考生才能自觉地勤奋苦读,每一位家长对教育重视的程度才会前所未有。应该说,这无论于国、于家、于人,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一直认为,只有应试教育才是最公平、最合理的教育通道,才是通向理想彼岸的金桥。从女儿的成长、我家的起起落落以及我个人的经历,我更坚信这一点。
我家姐弟五人,都很聪颖、智慧,在班级、学校学习成绩都能够名列前茅,是同学佩服、老师欣赏的好苗子。可是,只有大姐一个人高中毕业直接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因为20世纪60年代不讲政治因素,而是靠真才实学,靠公平、公正的考试,大姐才能名正言顺地享受到大学教育。
然而,“文革”期间,取消了考试制度后,父亲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我们失去了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尽管我们有能力学好大学课程,有能力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但以政治条件为唯一评分标准的年代,我们却完全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哥哥连上中学的资格都没有,我们对大学更是望尘莫及。
记得我身边发生过这样的事:某国家重点大学给了我们当地一个名额,当时是父母的地位越高,子女就越有机会。最后两个人争此名额,其父亲官位平级,难评高下,而其中一人的母亲是党员,就毫无争议地上了大学。而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连上大学的边都靠不上,真的是想都不敢想。
因为中、小学时,凡是教过我的老师大多很喜欢我,当时上学的同学总爱拉着我去看望老师们。可他们不曾想,这对于我来说,心灵要遭受到多么惨痛的打击。那时,我怕学生放假,怕他们会来找我,怕去见我的老师。那种自尊加自卑的复杂心理,比得一场大病还要难受得多。
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在我们走后,和其他老师说:“在这些同龄的学生里,别人能上大学,而徐家骏却不能上,这世道真是太不公平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惋惜之情让她禁不住流出了泪水。
当别的老师和我讲这件事后,使我感动的不知如何是好。知我者,老师也。
至今,我仍不能忘记老师对我的恩德。当时,我虽然没有机会上大学,但老师给我的评价,在我的心灵里打开了一扇大门,一扇通往大学 的门。从此,我不再自卑,一头扎在书海里,开始我那没有校园的“大学”生活。
直到恢复高考,我们那些年积累的知识才派上了用场。我们这一代有真才实学的人,只能是靠高考,才能有机会一举题名,堂堂正正地走进大学的校园。
到了我们的下一辈,因为有了应试制度,平民百姓才有了公平的机遇。考试的分数对任何人的承认,都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我大哥的孩子能够用两年半的时间,读完小学课程,得到了小学毕业文凭,又用两年的时间读完初中,高中毕业时以全市第六名的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后考入美国州立大学读硕士,并能就职于美国。
我的女儿也是靠考试成绩,才能得到小学跳级、大学毕业获得保送到北大免费读博的推荐机会,并能在全国选拔出的十几位优秀学子中,凭着优异的面试、笔试成绩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脱颖而出,成为北大在全国招录的五名“直博生”中的一名。如今,又在竞争激烈的芸芸众生中,成为整个专业唯一一名佼佼者,被国家公费派往美国学习。
如果没有公平、公正的考试制度,这样的天赐良机怎么会降到我们这些普通寻常的百姓身上?是应试教育,给了我们最公正、平坦的求学之路!
有的人一提应试教育,就把它与素质教育对立起来,这是片面的。
我们应该看清楚它们的内涵与外延。素质教育不是“白卷先生”,它要求学生不仅有道德修养,也要有文化知识;应试教育也并非只看成绩不看表现。没有素质的人,好的成绩从何而来?一个犯了罪的人,考出天文分数,他能有机会进到教室里读书吗?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不应该是有矛盾冲突的,这两个概念重合在一起,相辅相成,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和最佳的教育方向,这样才能培养出更多德才兼备的人才。
没有应试教育,就没有衡量人才的标准;没有应试教育,就没有对平民百姓的公平;有了应试教育,才能激励孩子们从小就养成刻苦的精神,树立远大的奋斗目标。
以素质教育代替应试教育,以打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状的观点,我始终不敢苟同。我对女儿的教育,可以说是以应试教育为点,以素质教育为面,即日常进行的教育都是围绕着素质的全面提升,而其目标和激励点,却都要落到应试教育上,这样点与面的结合,才形成了女儿成长的良性循环。
我真的感谢我们遇上了好校长、好老师,是他们的明智、开通,撒开了羁绊孩子的缰绳,使女儿的个性得以伸展和释放;感谢应试制度,它如同伯乐,发现了我家的这匹小骏马,使她能自由地驰骋于广阔的天地之间。
应试教育这座金桥,它的伟大不仅在于收益的群体,更重要的是,能使这些人才更早地把智慧奉献给社会,用他们所学的专长,来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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