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溪被后人称为＂丹溪翁＂的

朱丹溪(1281-1358)，名震亨，字彦修，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市)人，世居义乌赤岸镇，因其地有水名丹溪，故后人尊称“丹溪翁”。

朱丹溪在学术上倡导滋阴学说，对内伤杂病的辨证论治有独到的见解，创立丹溪学派。他是“金元四大家”中最为晚出的一个，也是金元医学的集大成者。据文献记载，朱丹溪的著作有20余种之多，其中《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丹溪心法》等为其代表作。

朱丹溪祖上诗书传家，为当地望族，因其父早逝，家道中落。他天资聪慧，自幼好学，十岁时就能日记千言。其性情豪爽，仗义任侠，年轻时出任里正，曾因反对元朝政府的苛捐杂税而为民请命，当面对抗郡守。朱丹溪30岁时，因母病而立志学医，博览医书，历时五年，治愈母病。在36岁时，他听说理学大师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在东阳讲学，即拜在其门下学习，很快就对理学有了很深的造诣，成为许谦的得意门生。然而，由于元朝蒙古贵族对汉人施加种种限制与歧视，朱丹溪曾两次参加乡试未能上榜，使他受到沉重的打击。此时正值许谦重病卧床，便劝说他改学医学，丹溪闻言，慨然道：“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遂致力于医，此时已年届不惑。

朱丹溪先是致力于《局方》之学，手抄口诵，日夜揣摩，但很快就在实践中体会到“操古方”难“治今病”的弊端，遂游历江湖，遍访名师，终于在武林(杭州)拜名医罗知悌为师。罗知悌是刘完素的再传弟子，又旁涉张从正、李东垣二家学说，名重一时。朱丹溪在其门下三年，尽得其学。47岁时，朱丹溪学成归来，开始行医济世。由于他接受了以刘完素为代表的先进医学思想，受到家乡墨守《局方》成法诸医的嘲笑与排挤，但很快朱丹溪就治愈了其师许谦的顽症，于是诸医“卒乃大服，相推尊愿为弟子”，其医名也“遍浙河东西，以致吴中，罕不知有丹溪生者。”

朱丹溪晚年之时热心公益，开始全力著书授徒，门下弟子众多，盛极一时，仅学而有成、有姓名可考者即有20余人，如戴思恭、王履等均为明初大家，而义乌也成为了当时医学活动的中心，形成强大的“丹溪学派”，对明清医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丹溪学说不仅在国内誉满医林，在国外也享有盛名，日本一家曾专门成立“丹溪学社”，认真研究它的学说，并尊为“医圣”。

【学术成就】

“援儒入医”是朱丹溪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由于他本人曾专攻儒学，具有很深的理学造诣。科举不利后，即另辟蹊径，将医学当作儒家格物致知的实践之一，认为“医者，儒家格物致知一事，养亲不可缺”。朱丹溪将医学与儒家的学问相融合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大量的理学内容引入到医学领域中。尤其是北宋理学阴阳太极学说对朱丹溪的影响很深，其主要学术观点“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都是在刘、张、李诸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复参以太极之理”改造而成，并且提出“人身各有一太极”的思想。

朱丹溪学术思想的基本中心是“相火论”与“阳有余阴不足论”。他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包括人体的生命活动都以动为主，而动的产生则是相火作用的结果。但相火具有常与变的二重性，正常情况下寄于肝肾二脏，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如有情志过极、色欲无度、饮食厚味等原因，为物欲所惑，致使相火妄动，成为邪火，则煎熬真阴，疾病丛生，甚则危及生命。因此，他一再强调要保持相火的“动之中节”。此“相火”学说，是在继承了刘完素“火热论”与李东垣“阴火说”基础上的新发展。朱丹溪在此基础上，又联系天地、日月、阴阳的变化情况，结合人体生长壮老已的生命活动，提出了“阳有余阴不足论”的观点。他认为人体生长发育过程与视、听、言、动等都需要阴气供给，故阴气常处于“难成而易亏”的状态，“气常有余，血常不足”。因此，在人的正常生理已存在有“阳有余阴不足”的情况下，再加上“人之情欲无涯”，人心易受物欲所诱，心动而阴气相火妄动，就会进一步损伤阴精，导致阴精虚损的病变。据此，在临证治疗上，朱丹溪力倡滋阴降火之法，认为“补阴即火自降”，自制大补阴丸等滋阴降火之剂，成为后世“滋阴派”的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