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药50年走过的风风雨雨

它是第一种为健康人设计的药物。它的主要发明人是一位保守派天主教徒，原本是为了寻找一种治疗不孕的药物，反而发现了一种确保不孕的方法。它被指责是促成性革命的罪魁祸首，但事实上，在上世纪60年代，通常只有已婚女子才能得到它。它的支持者希望它能避免不想要的孩子，从而巩固婚姻。批评者仍然指责避孕药导致了乱交、通奸和家庭的崩溃。1999年，《经济学家》杂志提名它为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进步。但著名女权主义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认为它的作用被高估了。一项对避孕药的最全面的研究对4.6万名妇女跟踪调查了40年，结果发现，服用避孕药的女性可减少因癌症、心脏病等疾病提前死亡的可能，然而许多女性仍然怀疑服用避孕药的健康风险可能大于它带来的利益。

也许作为偶像就要被崇拜和批评，被赋予夸大其辞的象征意义。由于避孕药正赶上了新社会变革，就成了无法解释现象的方便理由。50年代让人觉得安全而沾沾自喜，60年代却生猛喧嚣，种族关系、性别角色、世代冲突、政教冲突，各个领域的革命接连不断。众多价值观被付之一炬，没有人知道如何解释这一切为什么会同时发生。所以，伍德斯托克的意义超越了一场音乐会;民运领导人变成了烈士;避孕药成了女性解放的催化剂。

这个时代目睹了社会行为变化，变化还在继续。1960年，每个美国女性平均有3.6个孩子;到1980年，下降到不足两个。史无前例的，更多女性外出工作而不是待在家里当全职主妇。美国全国妇女组织主席特里·奥尼尔说，“避孕药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之间有一条直线。现在22%的女性的收入超过她们的丈夫。在1970年，70%的家里有年龄不足6岁的孩子的女性待在家;只有30%外出工作。现在这一比例差不多颠倒。”

今天，全球超过1亿女性的每一天从服用避孕药开始。一粒药片，这么小，却这么强大，更被许多人所误解。

暂时不孕

从人类开始制造小人开始，他们就想要知道如何控制生育。古埃及人把掺杂鳄鱼粪便的粘土团做成避孕子宫套。亚里斯多德提出雪松油和乳香油可以杀死精子。情圣卡萨诺瓦在文中提到可以把半个柠檬用做子宫颈帽。据说避孕套是18世纪中叶，英国的一位Condom医生(所以英文中才把避孕套叫做condom)用羊肠子发明的，目的是减少国王查尔斯二世的私生子数量。但事实上，类似的东西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存在。

“让� �和生殖行为分裂的并不是避孕药，”哈佛经济学家克劳迪亚·戈丁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早在避孕药诞生之前，女人们已经知道如何避免怀孕，虽然方法谈不上完美。1800年，典型白人女子一生要生育7次;到1900年，平均生育次数减少到3.5次。

但是，进入现代，避孕遭到了所有宗教——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的一致反对。即使是夫妻之间的性交只要不是以怀孕为目的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担心怀孕是阻止乱交的强大制约——避孕信息被视为等同色情。1873年，美国国会颁布法律，认定节育信息为淫秽宣传。那些希望了解如何控制子女数量的女人必须会认字读报。20世纪初，治疗“女性疾病”或月经不调的药物广告都带有鲜艳醒目的警告：“葡萄牙女性药片，不得在怀孕期间服用，否则会导致流产。”

当然，警告才是真正的广告。

避孕药之母

导致一切发生改变的主要力量是一位1879年出生在纽约州的女子。她的母亲是一名天主教徒，父亲是一名专门用大理石雕刻天使和圣徒的工匠。她的母亲50岁时死亡，一生怀孕18次。在母亲的棺材边，她斥责自己的父亲说，“是你杀死了她。母亲因为生了太多孩子而死。”

玛格丽特·桑格后来成为一名护士，早在1912年就开始梦想一种能够防止怀孕的“神奇药片”。1914年，她发明了“节育”一词。同一年，她因为编写杂志《女性反叛》被捕，杂志中讨论了避孕品的应用。桑格获保释后逃到了欧洲，两年后回国，在布鲁克林开设了美国第一家家庭计划诊所，再次遭到逮捕，坐了30天牢。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1917年，桑格在波士顿听演讲时碰到了凯瑟琳·德克斯特·麦考密克。麦考密克出身豪门，是第二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女性，拥有生物学学位。她嫁给了国际收割机公司的继承人，婚后不久得知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像桑格一样，麦考密克也是一名狂热的女权主义者，除了致力于治愈丈夫的疾病，也开始帮助那些希望自行避孕——不必需要丈夫的帮助，甚至不必征得他的同意——的女人。

桑格为节育运动提供创意和精力，麦考密克则提供资金。大萧条时期，当限制家庭人口数量成为实际需求乃至生存必须，这一运动获得了动力。1930年全美只有55家节育诊所，1942年增加到800个。同一年，桑格的节育联盟更名为美国计划生育协会。

实验室的研究进展神速。用荷尔蒙手段控制生育的想法早就存在。但是，把想法变成可以像维生素一样每天服� �的药物需要动机、金钱、技术和天才的碰撞。

这位天才就是格雷戈里·平卡斯。1951年，桑格在一次晚会上认识了平卡斯，并说服麦考密克为他提供研究资金。上世纪30年代，平卡斯是哈佛大学一名有前途的助理教授，31岁时，他成功在培养皿中创造了一个兔子胚胎(试管受精的前身)，当时被认为是了不起的创举。但是，1937年，在《科利尔杂志》报道说平卡斯在创造一个无需男人的女强人世界后形势逆转。哈佛大学拒绝授予他终身职位。平卡斯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室。

动物实验的经验告诉他，注射孕酮——墨西哥化学家已经能用野生山药合成这一物质——能够阻止排卵。但是在人身上做实验需要医生的帮助。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平卡斯开始和哈佛毕业的著名不孕专家约翰·洛克合作。洛克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有5个子女。洛克把帮助不孕的女性怀孕当做自己的使命。两人开始合作时，洛克正实验用荷尔蒙帮助女性怀孕。他的想法是，使用孕酮抑制排卵4个月以上，然后停掉药物，希望藉此产生反弹效果。他的实验中，确实有几名妇女成功怀孕。用荷尔蒙阻止怀孕遵从的是同样的逻辑：孕酮阻止排卵，从而阻止女性怀孕。

为了治疗不孕，在人身上做荷尔蒙药物实验是合法的，但如果以避孕为目的做同样的人体试验却是违法的。于是，1956年，洛克和平卡斯开始在波多黎各进行人体实验。避孕药被证实可以有效阻止排卵，1957年被批准用于治疗“女性疾病”。美国有30个州的法律依然禁止宣传节育。因此在避孕药诞生初期，依然打着其他药物的名号。但是，突然之间，美国妇女患月经不调的数量突然急剧增加。

1959年，制药公司G.D.Searle&Co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申请批准避孕药上市。1960年5月9日，避孕药获得FDA批准，销售名称为Enovid。FDA专员约翰·哈维说，“批准的原则是看药品是否安全，和我们的道德观没有任何关系。”

天主教徒的矛盾

Searle公司担心避孕药可能连累其他产品。天主教徒是否会因此抵制公司的其他药物?虽然坚持节育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观点，上世纪50年代，天主教教堂已经接受安全期避孕法为计划生育的正当方式;女性只有在月经周期中间的某几天才可能怀孕，其余日期则称为完全期，在此期间性交可避免怀孕。但这一方法并非万无一失，尤其对月经周期不准确的女性而言。

洛克认为，避孕药提供了一种精致的化学安全舱。在避孕药帮助下，没有任何障碍阻止精子和卵子的结合。药物所做的只是模仿天然荷尔蒙的作用，延长安全期，使之持续整整一个月。教堂根本无需改变其观点。避孕药不算传统避孕品。

1962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集进行第二次梵蒂冈会议。许多人预料放松对节育的限制将成为教会自由化改革的一部分。两年后，新任� ��皇保罗四世指定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此时，一半的美国天主教徒已经在实施节育。委员会泄露的报告表明，大多数主教主张改变教堂关于避孕不道德的观点。可是，第二年，保罗四世发表《人类生命通论》，选择了少数派的立场。教皇依然反对避孕。几百位美国神学家联合发表声明，称这是错误的教条，天主教徒可以理直气壮地反对。无论如何，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到1970年，2/3的女天主教徒在使用节育品，其中超过1/4使用的是避孕药。

社会革命

与此同时，避孕药又引起了另一种争论。当西方和东方在发展中国家发动代理战争时，反共分子把避孕药看成一种新武器：可以用来控制过剩人口，从而减少战争、饥荒和政治动荡的危险，而这些都是使年轻国家投奔红色阵营原因。也有人希望通过避孕药减少堕胎率。在东德等国家堕胎率竟然和婴儿出生率不相上下，美国计划生育协会的阿兰·古特马赫称之为“当今世界最严重的流行病”。

无论支持避孕药的理由是什么，数百万女性服用它只有一个原因：它提供了有效、方便、非侵入式的避孕方式。1961年，服用避孕药的人数约为40万人，1年后增加到120万，1965年又增加了2倍。

大惊小怪的人认为避孕药是导致社会变革的催化剂。1966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篇封面文章问，“避孕药的普及是否会导致性混乱?”有报道说避孕药出现在中学校园内。“交换妻子的丑闻轰动加利福尼亚，”杂志报道说，“长岛郊区出现了多起家庭主妇卖淫事件——有的是在丈夫知情的情况下。”

但是复杂而波及范围广泛的社会变革通常有许多诱因。1920年，作家F·斯各特·非此杰拉尔德在《天堂这边》中警告母亲们，“她们的女儿对于接吻已经习以为常。”研究显示，在当时，婚前性行为已经很普遍。海明威说，“所谓道德就是做了之后感觉良好，不道德就是做了之后感觉糟糕。”1964年，《时代》周刊报道说，“第二次性革命”建立在一则信息基础上，那就是“性将拯救你，性欲让人获得解放”。思想开放成为新标准;对快感的追求取代了对幸福的追求。卫公理派主教杰拉德·肯尼迪说：“乱交现象日益普遍，而且被人们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我们那个年代，也有人那么干，但他们知道那是错的。”

由于避孕药的出现正好赶上了思想态度的解放并不能说明避孕药就是背后原因。1953年出版的《金赛性学报告》声称，在受访妇女中，一半有婚前性行为，1/4在40岁前有过通奸行为。而当时避孕药还没有发明。更重要的是，根本无法证明避孕药和乱交的关系：上世纪60年代对避孕品的研究主要针对已婚妇女——因为服用避孕药的女性大多已婚。在某些州法律禁止医生给单身女子开避孕药;不到1/2的美国大学诊所提供避孕药。只有一所大学向即将结婚的女学生提供避孕药，但前提是她有 牧师开具的即将结婚的证明。甚至连计划生育协会也要求，只向已婚者提供避孕药。

多数年轻女子一开始并不接受避孕药。“预防”这个点子让许多人觉得不安。好女孩可能一时情不自禁，但她们不会未雨绸缪。至于那些“放荡的女孩”，医生和社会学家一致认为，放荡的女孩即使不用避孕药依然会放荡。在加州的某次演讲上，一名心理学家问30位母亲，她们是否允许她们未成年的女儿服用避孕药。少数人说不，大多数拿不定主意，有一人承认，她已经悄悄把避孕药放进女儿的牛奶中。

后来，媒体评论人声称，避孕药改变了女性的一切。但真正的社会变化既需要途径更需要机会。“如果没有机会，它不过只是又一种避孕产品，”《美国与避孕药》一书作者伊琳·泰勒·梅说，“没有妇女运动创造的机会，避孕药绝对无法实现它的革命潜力。”

改变的人生

虽说避孕药对个人行为的早期影响难以测量，但它在公众生活中的角色很快变得清晰起来。当耶鲁医学院的妇产科学系主任C·李·巴克斯顿博士和康涅狄格州计划生育联盟的埃斯特尔·格里斯沃尔德开设诊所为女性提供避孕信息后立刻被捕。在他们居住的州，节育依然是一项罪行。这个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引起了全美国的关注。1965年，格里斯沃尔德对康涅狄格州一案中，高院法官以7比2的票数推翻了已婚夫妇禁止使用避孕品的禁令，理由是人权宣言中暗示了隐私权。

当时，避孕药已经成为美国最流行的节育方式，有650万妇女在使用。避孕药的副作用——头晕、增重、恶心——也因为低剂量药片的诞生得到缓解。但是其他问题又冒了出来。问世几年后，有美国黑人领袖谴责避孕药是对黑人实施种族屠杀的工具。他们号召黑人妇女不要服用避孕药，声称高生育率是改变美国种族力量对比的必要保障。

然而，许多黑人女性却坚决继续服用避孕药，原因和其他族裔的女子一样：当女性控制了生育，其他很多事情也置于她的掌控下。斯泰纳姆在1962年写道，“避孕革命的真正危险可能在于女性角色的变化，而男人们对女人的态度却没有发生相应改变。”

到上世纪70年代，避孕药的真正影响力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它和美国女性的性行为无关;体现在她们对人生、选择和义务的看法。1970年，大学毕业生结婚的平均年龄为23岁;1975年，随着避孕药的普及，大学生平均结婚年龄增加了2.5岁。子女众多的大家庭也越来越少。1963年，80%的非天主教大学女生说他们想要3个或更多孩子;197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9%。更多女性能够设想兼顾家庭和工作的人生，这也改变了她们对孩子数量的预期。1967年，一位印第安纳州教师告诉《时代》周刊，“我结婚时还在上大学，那时我只想要完成学业。现在，我想买一座房子，如果我工作，这个理想将能更早实现。有了避孕药，我知道自己能够继续挣钱，而不必担心一个意外毁掉一切。”

与此同� ��，雇主们失去了不雇佣女性的主要借口。1966年，全美失业率为3.8%。人力资源专家霍华德·斯坦布勒说，“几乎没有可以雇佣的男人了。”那一年，成年女性工作数量增加了近10%。纽约证交所破天荒雇佣女性担任交易员。一位开始雇佣女性的中西部出版商说，“在避孕药发明前，我们绝不会这样做。”然而，女职员的平均工资比政府划定的贫困线高不了多少。

新一代女权主义者继续为巩固扩大避孕药带来的机会而斗争。1972年颁布的教育修正案第九章结束了教育性别歧视，大学、法学院、医学院对女性敞开大门。哈佛经济学家戈丁说，避孕药帮助说服大学和研究生院不再以女性可能怀孕辍学为借口拒绝女性申请者。1970年后，随着各州降低了法定年龄，年轻人被赋予更多权力，大学生和研究生更容易获得避孕药。从1970年到1980年，戈丁注意到，法学院一年级学生中女性比例从10%增加到36%;商科学生中女性比例从4%增加到28%。她说，“许多人告诉我，避孕药和这没有关系，都是女权运动的功劳。”但是，她的研究发现各州放松对避孕药限制的时间与这些州的女性解放进程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1978年，伊丽莎怀孕前只和男友有过几次性关系。“如果学校开设过节育咨询，那我也不记得了。”她说，“但我绝不会告诉我的父母我有过性行为。我们家信天主教。我以为自己会下地狱。”她手上倒是有一本《我们和我们的身体》，她反复阅读了其中关于安全期避孕法的章节。“我记得反复读那一章，然后计算‘上次来月经到底过了几天了?”

当她的父母发现她怀孕后，大受打击。“我母亲告诉我，‘你让你的父亲哭了。’这太可怕了。我母亲对我说，‘你是否意识到你可能给这家带来多大的耻辱?’留下这个孩子的想法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她接受了堕胎。然后开始服用避孕药。“我自己去药店买药。那不是令人愉快的经历。等于告诉别人我有性行为。”玛格丽特回忆起大学时，当女孩决定和男友发生性关系会怎么做。她的男友不愿用避孕套。“我太害怕怀孕不敢什么措施都不用，”她说，于是她从医生那里获得了子宫帽。她很讨厌用那东西。“我对自己说，这就是你必须忍受的。节育太不方便了。”当她开始服用避孕药之后，她觉得如释重负，“开始服用避孕药之后，所有的麻烦和担忧都消失了，每个月不用再提心吊胆地等待月经来临。你完全忘记焦虑能够主宰你的生活。”

慢慢地，避孕药改变了女性对人生选择的看法。而对于那些看着美国家庭的基础崩溃的人而言，这也是问题所在。

“副”作用

从一开始，在保守派天主教徒中，反对避孕药的立场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当避孕药已经被普遍使用之后，一些保守的新教徒才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对节育尤其是避孕药的看法。南方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穆勒说，“我认为，避孕革命让新教徒措手不及。我们接受计划生育，就像接受种天花疫苗和青霉素，我们� �度也以为避孕药也就是个医学进步。”

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许多保守的基督教徒开始重新思考婚姻的目的和性的真正本质。他们担忧的是，将性和生殖分离开来可能削弱婚姻的纽带。“婚姻是两个个体结合”的理想把带着繁殖目的的性交置于婚姻关系的中心。“回到100年前，”穆勒说，“把生孩子和频繁的性生活分开是不可想象的。而今天则相当普遍。”这不等于说，每个人都必须生尽量多的孩子。穆勒就只有两个孩子，而不是12个。他提出，只要夫妇不将他们的性关系和创造孩子完全分开，他们可以选择孩子的数量和生育密度。“但是，控制人类生殖的能力对人类生活带来的改变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事件。”

斯泰纳姆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她指出，性和生殖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像穆勒所说的那样紧密。“多数动物都有一个繁殖期，在这期间，它们的性活动频繁，最可能产下后代。但人类是个例外。因此，对我们而言，性也是我们这个物种的特征，正如我们的思考能力、记忆能力。性不仅仅是繁殖后代的方式，也是交流、表达爱的方式。

女权运动领袖发现了反对者不仅想要限制避孕药的使用，还希望女性恢复更传统的角色。计划生育协会主席奥尼尔说，“思想愤世嫉俗一点的会认为，保守派赢得了堕胎战争，决定用其他理由圈钱，于是又选择了节育。”如果他们的目的是重新建立父权社会，让女性服从家庭中的男性成员，他们就必须剥夺女人获得避孕药的途径。”

穆勒并没有反驳所有指控。那是不诚实的。避孕药“改变了女性的道德地平线，从可能怀孕变成绝对不可能怀孕。我肯定，女权主义者会认为这是巨大的收获，是获得职场和其他领域的解放所必需的条件。但保守派不能认同这一观点。”

对于节育的观点的改变对公共政策有着实际的影响。计划生育协会会长塞西尔·理查德说，“在我小时候，夫妇俩可能不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我们在健康教育课上要学习节育。我生长在得克萨斯州，并不是最开放的地方。我的孩子们长大时到处都可以接触到性信息，但学校里却不教节育。”2000年，当共和党控制国会和白宫之后，家庭计划课程的经费被划拨给了节育教育。2005年的赤字削减法案导致大学健康诊所的节育成本增加4至5成。“道德条款”(又叫良心条款，良知条款。指当某些法律规章和某些人的宗教信仰及道德标准相冲突抵触时，而基于人权及宗教自由的考量，可以给予这些人不必遵守此种规定的豁免)允许对节育有疑虑的医院和药店工作者拒绝履行避孕药的药方。“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斗争仍然在进行，”《MS》杂志的执行编辑凯瑟琳·斯皮勒说，“在避孕药诞生50年后的2010年，我们仍然还要为捍卫有效的计划生育方法而斗争，实在是令人痛苦的现实。”

围绕避孕药的政治和道德纷争持续不断，这可能解释了年轻人对于它的犹豫态度。一项调查发现，86%的年轻男性和88%的年轻女性认为他们在人生现阶段必须避免怀孕，但63%的人说他们对于避孕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他们自认为了解的一点可怜信息也是错误的。超过40%的人认为，即使服用避孕药，女性也有50%甚至更高的怀孕可能性。事实上，避孕药的有效性高达92%。4/10的黑人和� ��丁裔认为，政府用少数民族做实验，尝试新的避孕手段。甚至有更多人认为政府推行节育是为了减少少数族裔人口。50年前曾经为争取计划生育而战的一些女权斗士听到现在的年轻人毫不感恩地谈论她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时不免愤慨。斯泰纳姆的看法更加长远，“我不会到处去说，‘谢谢你投了支持票，’”她谈到早已过去的斗争说。“正如苏珊·B·安东尼(美国民权领袖)所说，我们的工作不是让年轻女士感恩。就是要让她们不知感恩。这样她们才会不断前进。感恩不会让任何人变成斗士。”

也许，在某处，某个实验室里，一种新发明正在诞生，它可能让围绕避孕药的争论完全改变方向。也许它是一个人工子宫，可以让被从人体中摘除的胚胎继续发育成熟。也许事后避孕丸会成为人们经常服用的药物;女人每个月服用一次，引起月经来潮，她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曾经怀孕。无知是否能够换来良心的安慰?过去半个世纪的争论已经表明，仅仅依靠科学无法解决那些深深触及人际关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