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关系 ……四角关系

母亲及其配偶，无论他是否是父亲，以及社会对儿童在部分时间经常性或者不经常性的照看。

最终说来，人们能为父母们提供的最好服务就是努力减少他们各自的权利和作用，去除他们身上的神话。为此，要和他们谈论他们作为孩子生身父母的角色，他们为履行抚养和教育孩子的义务所需要的帮助，或者他们让人代行角色的权利，但尽量不要和他们谈“父母的权利”。

注定要有成人去做孩子的父母，无论他们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只是他的监护人还是二者兼有。最终说来，无论人们做什么，只要能让社会群体分担家庭成员相互依赖所导致的焦虑，它对儿童来说都是有益的；儿童越是被封闭于三角关系和父母双方的关系中，他就越感到窒息，就越没有机会实现自我。家庭单元需要打开，但不能把儿童从这个封闭空间突然转移到另一个占有他的封闭空间。这是因为儿童是他母亲和使她怀孕的配偶的孩子，无论她结婚与否。在被送进托儿所之前，孩子需要知道自己是这个女人的孩子，他曾想从她以及使她怀孕的那个男人那里出生，这个女人想生下他。但她也需要社会，就像他自己也需要社会一样，即使母亲委托别人代行对他的监护之责，他的生命本质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们应该借助话语和感觉逐渐进行这种接替，好让孩子知道托儿所里的他和晚上在母亲身边的他是同一个人，尽管他感知到的许多东西都改变了。为了避免造成孩子的心理断裂，所有这一切都应该由孩子的父母当面向他解释。当孩子被放到另外一个人的怀抱中时，他和父母建立的第一种三角关系就复杂化了，他必须知道这个人是谁：要靠父母的话语来保证安全纽带不出现断裂，只有母亲或父亲的声音才能把接受委托照看孩子的那些人“变成妈妈”或“变成爸爸”，使他们的身体成为安全和父母临时代表的象征。这样孩子才能和在家里时一样，可以保持他所有的感觉潜力，不让任何潜力蛰伏，才能在与父母的重逢被推迟时有力量耐心等候。他保存了自己的活力，没有像蜗牛一样缩回到背壳里去，因为他确信其脑海中的这张壳(人们与他谈论的他的父母)永远不会离开他。在这个条件下，他是属于社会的一个生命。托儿所工作人员在接待一名来自“绿色家园”的2个月大的婴儿时，对儿童的这种力量感到惊讶。“绿色家园”是婴儿在父母一直陪伴的安全中获得社会化的地方，是人们用话语告诉他一切的地方。人们把他的孕育和命运都讲给他听。例如，当一名男婴(或者女婴)没有合法父亲时，他母亲会说：“他没有父亲。”我们就用幽默的口吻针锋相对地反驳她：“怎么，您难道是自然界的一个例外啊！”然后对孩子说：“你是你的妈妈和一个男人孕育的，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是的，但这个男人是那么无足轻重！”“怎么无足轻重，要知道是这个孩子选择他作父亲并在您身上出生。您对拥有这个孩子难道不感到幸福吗！”“当然感到幸福，因为我当时想要他！”于是我们就对孩子说：“你看，你是妈妈想要的孩子。另外虽然你不认识爸爸，但你像所有人一样有一个爸爸。你的妈妈也有爸爸，所以你有一个外公。并且把你交给妈妈的你的亲生爸爸也有一个爸爸，你不会认识他，因为你妈妈不认识他，无法告诉你他的情况。但你身上有他，你实际上认识他，用的是一种我们不知道的方式。”

“绿色家园”的孩子进托儿所后都没有出现适应性疾病，也就是说没有出现部分活力丧失、消化功能紊乱或者鼻喉炎等症状；他们和在家里以及在“绿色家园”里的时候一样快乐 ，尽管在“绿色家园”仍有母亲陪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能够聆听别人对他们说的话。我们有时得到“老住户”们的消息：他们如今都有四五岁大了，完全适应学校，能忍受医院和疾病；他们所建立的语言关系足以使他们能够依赖我所说的基本自恋去忍受磨难。我认为这正是部落生活、村居生活以及只有一间可取暖房间的家庭生活时代所发生的尘封往事，那时有传统，有聚会，有家庭周日活动；对那时的儿童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有了生命之根，使他们因身处和自己家庭紧密相连的社会而获得了一种安全，除非他们因卫生条件缺乏或提前酗酒而患病死亡。我们认识到，许多父母给孩子成长制造的障碍经常比给予他的支持要多得多。他们的爱总是占有性的，很容易染上焦虑，而不是让人获得解放。就是这样：我们所拥有的爱总是寄生着吞噬的欲望。相对于孩子，今天的家长大多时候都是典型的寄生虫。

我们不应该把父母“重新放到他们的位置上”，而要帮助他们停留在他们孕育孩子之前的位置，让他们的欲望生存在与成人的交往中，让他们只停留在自己作为欲望者的位置。一旦他们陷入母亲或父亲的身份无法自拔，他们作为成人相互拥有的潜在欲望力量会被孩子所释放、转而固定在后者身上，这个孩子对夫妻两人来说都取代了配偶的一部分位置。换句话说，相对于孩子所显示的富有吸引力和诱惑力的里比多力量，配偶丧失了自己的一部分价值。孩子要么是诱惑者，要么遭到抛弃；我们要么想吞噬他，要么想控制他、驯化他，所用的都是我们自恋情结衍生出来的一种爱，因为他是我们肉体的肉体。弗洛伊德使用“俄狄浦斯情结”这个词来阐释这一点是天才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