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26岁，当上瑞典“部长”

据多家外媒媒体报道，一名出生于1995年，现年26岁的年轻女子，近日获得瑞典新任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任命，成为了他新一届的政府中负责气候和环境变化事务的大臣。

这位名叫罗米娜·普尔莫赫塔里（Romina Pourmokhtari，音译）的女孩，也由此成为了该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大臣（相当于国家级政府部长）。

从外媒的报道来看，普尔莫赫塔里并不是瑞典本土白人，而是来自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个伊朗裔的移民家庭。

报道截图

从她的社交账号来看，她还是一个很喜欢社交、阅读和拍照、且相当时髦的年轻人。

罗米娜的社交账号截图

有外媒介绍说，像她这样来自移民家庭的孩子当上瑞典政府的大臣并不奇怪，因为在瑞典总共1000万的人口中，有大约20%是外国移民，其中很多是从诸如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和索马里等战乱不断的国家逃难而来。

瑞典本地媒体则对这名年仅26岁的95后成为政府部长感到有些意外，但并不是因为她的年龄，而是因为这名来自瑞典自由党，并曾在该党的青年机构担任过主席的女孩，此前曾多次批评过如今选她入阁的首相克里斯特松。比如她曾在2020年时发帖认为后者不该拉拢瑞典反移民的极右翼政治势力。

另外，这些外媒还在报道她的履历时，除了表示她很关心教育、多元文化融合以及女权等方面的议题外，还纷纷提到她曾在2020年时提出过要对肉类食品加税，称这样可以帮助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普尔莫赫塔里之所以会提出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有些“奇葩”的建议，是因为有环保组织宣称生产肉类食品时产生的温室气体“很多”，而且是生产素食类产品的两倍。

报道截图

不过，虽然普尔莫赫塔里以26岁的年龄刷新了瑞典历史上最年轻大臣的记录，但20多岁的年轻人在瑞典当上大臣这件事，本身已经不新鲜了。早在2014年时，一位年仅27岁的女子就曾当上了瑞典负责高中、成年人教育以及职业培训事务的大臣——只不过这位年轻的部长在仅仅任职2年后，就因为酒驾不得不辞职。

报道截图

而在世界范围内，26岁的普尔莫赫塔里也并不上世界上最年轻的大臣或国家级政府部长。从瑞典媒体的报道来看，这个记录目前属于出生于1993年的阿联酋女子沙马·马兹鲁伊。她在2016年时以23岁的年龄成为了该国的负责年轻人事务的国务大臣。

延伸阅读

瑞典，怎么了？

执笔/九命刀

今天（17日），瑞典新政府组阁负责人、温和党领袖乌尔夫·克里斯特森成为瑞典第35任首相，这似乎是平平无奇的一件事。

但彭博社对此事却给予了“沉重”的评价：“这为右翼集团管理的北欧地区最大经济体走向衰退奠定了基础”。

这是怎么回事？

上个月，瑞典右翼集团在选举中逆转，赢得了349个席位中的176个，以3席的微弱优势取代左翼执掌政坛。

不少欧洲政客认为，这场选举结果堪称瑞典政治的分水岭，将历史性改变欧洲的政治版图。

在这样一个发达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反移民的极右翼瑞典民主党会如何影响未来4年的政策走向？瑞典会从包容移民走向反移民吗？

在十年前不可想象的民粹潮流，如今会在欧洲掀起怎样的风暴？

乌尔夫·克里斯特松 资料图

01

温和党领袖克里斯特森今天以微弱的3席优势胜选成为首相，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表明了决心：“我们会寻求改变，这很难也需要时间，但这是可能的。”明天，完整的部长名单才会公布。

右翼以反移民等激进立场胜选后，对瑞典各种预测纷纷。最终结果在今天尘埃落定：新政府将是一个由温和党、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党等右翼政党组成的少数联合政府。

对这种“奇怪的组合”，瑞典中左翼反对派非常不满，认为这将损害瑞典在世界上作为一个“平等和宽容”国家的形象。但奈何右翼联盟有多数优势，只得接受这一现实。

在能源危机、通货膨胀与电价飙涨的背景下，这次组阁还算相对顺利，毕竟瑞典上次2018年大选后，花费了4个月才完成组阁。

其中，有几个重点值得我们细品。

第一，这次右派获胜几乎完全得力于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而这个党派竟不在新政府之中。

资料图

主张“瑞典优先”、持有严格移民立场的瑞典民主党在议会中取得73席，一跃成为右派阵营中的第一大党，也成为仅次于原执政党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

正是在瑞典民主党的支持下，右翼联盟才得以获胜。

要知道，瑞典民主党因“反移民、反伊斯兰”且观点激进而长期被瑞典政坛排斥。在2002年以前，得票率从未超过0.5%，而今天却一跃成为得票率20.5%的第二大党。

得票率

尽管瑞典民主党是赢得本次选举的主力党派，但是作为一个被认为有着新纳粹主义色彩的“极端政党”，瑞典民主党没能进入新政府，更没有希望掌舵内阁。

虽然右翼选择了更容易被各党派接受的温和党党魁来掌舵新政府，但无论新政府最终由哪些党派组成，瑞典民主党都将对国家政策握有很大影响力。

由于在议会中拥有第二多的席位，议会通过的每一项法案都需要获得瑞典民主党的支持才能实现超过半数赞成票。

虽然不能进入新政府，但作为妥协，瑞典民主党已在国会外交委员会与司法委员会取得主席地位。

但瑞典议会的“民主”在未来四年内也将非常脆弱，就算是右翼集团内部的政治分歧也很大。

第二，新政府的政策走向。据悉，现在瑞典新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就2023年的支出计划达成一致。通胀在瑞典越来越严重，瑞典央行预计明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0.7%。

“右转”后的瑞典政府可能会加强修法和执法来限制移民，增加国防开支、投资核电与降低税收也会是施政重点。尤其是备受关注的移民政策，什么时候变、变得程度有多大，始终是欧洲舆论的焦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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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瑞典在欧盟中的定位及其对欧盟的影响 也备受舆论关注。

因为右翼联盟强调“瑞典优先”，但欧盟却始终主张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从这点来看，瑞典和欧盟未来也许会出现摩擦。

要知道，欧盟的不少决策经常遭受到成员国的反对，一个不同意就否决了。明年瑞典又要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新政府也或将影响欧盟决策。

在这种背景下，如若越来越多的国家奉行“本国利益至上”，欧盟的“一体化”之路又要怎么走下去？

02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弄清到底瑞典为啥会突然“右转”。

目前来看，瑞典“北欧风情”满满的“国设”已然黯淡，“民粹”、“帮派斗争”、“暴力犯罪”成为瑞典热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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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社会生活曾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外国移民的宽容，也因此让瑞典获得了全球移民浪潮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但近年来，瑞典民众对移民的态度却慢慢转变了。

今年8月13日这天晚上，距离立法选举还有一个月，瑞典哥德堡市及周边地区发生了骚乱，蒙面的青少年点燃了百余辆汽车，并向警察投掷石块。

蒙面青少年点燃汽车

瑞典西部警方发言人说，每处案发现场都是团伙作案，每个团伙都有5-8人，且不排除各个团伙之间存在关联。大约15-20人有点燃汽车、投掷石块、袭击警察等犯罪行为。

这场暴力事件点燃了民众积蓄已久的恐慌情绪，因为它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近年来，瑞典全国各地时常发生汽车被纵火烧毁的事件。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周边地区，几乎每天都有一辆车被烧毁，警方怀疑作案者一般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青少年。

车辆被烧毁

据瑞典媒体《哥德堡邮报》报道，近年来，瑞典帮派犯罪不断升级，曾发生数十起与暴力帮派有关、实际发生或未遂的炸弹事件。

2017年以前，瑞典警方根本没有“街头炸弹攻击”这种犯罪类别，然而在2018年，瑞典国内却发生了162起街头爆炸攻击事件，平均来看两三天就要爆炸一次。

2019年情况更是愈演愈烈。6月，瑞典的林雪坪市中心发生了大爆炸，炸毁了109套公寓的阳台和窗户，造成至少25人受伤，场面异常骇人。在2019年9月和10月的两个月里，炸弹小组就接警出动了近30次。

瑞典林雪坪市中心发生大爆炸

瑞典警方国家行动部的情报部门负责人琳达·斯特拉夫说，大部分爆炸使用的是大爆竹、简易炸药和手榴弹。这些袭击通常是犯罪团伙为吓唬敌对团体及其亲密朋友或家人而实施的。

除了爆炸，枪支暴力和毒品交易也愈演愈烈，因枪击而死亡的人数始终保持在高位。截至今年9月，瑞典已有48人因枪击事件死亡，而2011年全年仅有17人。

据斯特拉夫说，这些可能的作案者大多“在瑞典长大，他们来自社会经济弱势群体和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许多人可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

也因此，本次瑞典大选聚焦难民政策、能源危机、打击犯罪和帮派暴力，而瑞典民众的关注点正是右派政党的长处。

03

令很多人意外的是，除了对能否解决现实危机的讨论，欧洲不少国家的民众都表现出对意大利和瑞 典出现“右转”风向的支持。

法国媒体《人民阵线》下的评论说：“瑞典、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向所有人敞开大门的政策是欧盟鼓励的一项政策，但它使一个国家的原住民面临困境。如果这种移民有计划且规模可控，则本可以避免。”

面对欧洲主流媒体对“法西斯重返欧洲”的恐惧，不少民众不屑一顾，并认为这只是“媒体压路机的大喊大叫”，并调侃道“看来选举的结果不能取悦希望决定我们选择的左翼了”。

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多米尼克·雷尼埃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指出，民粹主义右翼的崛起是一场影响整个世界，特别是欧洲国家的运动。

他认为，右翼之所以能够在欧洲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是因为执政党未能响应本国人民真正的愿望，政府“失能”了。

由于帮派斗争和暴力事件频发，欧洲民众对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担忧一直在加深。但这种担忧在精英阶层看来，始终是“不可接受的、不道德的或不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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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移民危害你的社区安全？那你就是不“瑞典”！

2005年，在各个郊区发生骚乱时，瑞典精英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导致今天这个国家几乎失去了对公共秩序的控制。

和瑞典一样，欧洲不少政府，包括当地的记者和专家，都没有看到公共秩序恶化和移民失控带来的后果。既然如此，老百姓只能通过更换执政派系的方式，拿回属于他们的公共权力。

即便瑞典福利再多，民主社会主义传统再深厚，“自家阳台随时可能爆炸”的恐惧还是触及了民众最深层的利益。

在手榴弹已经成为处理纷争的家常便饭的背景下，严重的贩毒、地方性犯罪和敌对帮派之间的斗争让瑞典人心惶惶。

许多瑞典人总是用“真诚、宽容”的话语赞扬多元文化主义，但实际上这帮人并不与非欧洲移民生活在一起，也不可能结婚，只是像互不交叉的轨道一样“并肩生活”，这就是光鲜外表下的残酷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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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右翼政党以前处于选举的边缘，现在，这类右翼政党相比过去进展显著，有时甚至能够进入到政府之中，这在政体多样性极高的欧洲是个难以忽视的趋势。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邻国挪威也经常被拿来与瑞典比较，但去年挪威大选左翼政党却击败了具有传统优势的右翼。但实际上，一些国家并没有向当时预测的那样“左转”。

由此看来，欧洲“右转”与否，或许还留有一些讨论的空间。但欧洲国家面临的问题确实真实存在的：即将到来的冬天能否保证民众的温暖？移民问题究竟会怎样影响国家主权和民族意识？因“站队”而决定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能否真正给民众带来好处？

不论上台的政党是左是右，如果不能回答好这些问题，也必将再次走下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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